将指导性案例编报和运用情况纳入对下级法院的年度考核，视情况给予必要的表彰和奖励，以充分调动各级法院和广大法官编写和运用指导性案例的积极性。

但是这种强制方式不能从根本上根除宗族活动，因此在观念与感情上，村民们对宗族活动有亲近感。首先法律语言精当、深奥，非生活化的术语，难以被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农民所理解。

由此形成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分社会。面对这一现象，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寻找原因。而农村的社区文化则是生于其中乡民们历史延续与感情寄托的统一，是他们的生活逻辑，社区文化以实用与感情的适用效果来规制其社区人们的行为并有效地维持着社区的秩序。有学者作过研究，宋代以来，由于程朱理学在政治上的贯彻，逐步把古代宗法制度民间化。在一次次的运动中，国家采用政治权力、政策等方式完成，其追求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效果，体现了权力在社会中运行的不可逆向性，这种方式在效率方面收效很大。

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意图，代表了一种普适的、现代的、整齐划一的知识，而农村中的所谓村落文化则是一个个有差异性的但却蕴含各地历史传统、感情皈依的观念性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作为一个充满运动的国家，政治力量席卷了乡村社会{1}。截至2002年底，共修改了14部法律，修改、制定了37部行政法规，废止了12部行政法规，停止执行了34份国务院文件，制定、修改或者废止了1000多件部门规章。

这就要求对我国有关经济贸易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措施进行全面清理，修改或者废止与WTO规则不一致的规定，并按要求制定新的规定。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进一步加强法规规章审查工作，提高法规规章审查工作质量。(五)进一步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下，各级行政机关应当把确保法律法规全面严格实施作为建设法治政府的重点任务，推动各个环节依法行政工作的真正落实。行政复议力量过于分散，一些基层政府行政复议能力偏低、人员严重不足，行政复议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公信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2011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加入WTO，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受WTO规则约束的政府行为，包括与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商贸投资等有关的所有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实际上包含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大多数部门的大部分行政行为，同时还包括立法机关规范经济活动和行政活动的立法行为，以及司法机关审判经济纠纷和监督行政活动的司法行为。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不够强，对推进依法行政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有的甚至把依法行政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要加强行政决策机制制度建设，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不断加快依法行政的步伐，取得了重大进展。

2001年12月，国务院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完善了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部门规章的备案审查制度。加入WTO以来，国务院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大力度推进依法行政。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务院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行政许可法(草案)》，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这部重要法律。

2010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出新的部署。全国31个省区市和49个较大的市共清理200余万件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1100多件、地方政府规章4500余件、其他相关文件19万多份。

(二)保证了WTO协定在我国的统一实施按照WTO协定和我国加入议定书的规定，我国应当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实施与管理中央和地方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政策措施。二是市场开放原则及其相关制度。

WTO规则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贯穿其中的是三大基本原则及其相关制度:一是非歧视原则及其相关制度。完善行政调解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所有行政法规草案都通过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务院部门规章草案也在该网站上集中发布，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加入WTO十年来，国务院分五批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2183项，占原有总数的60.6%，各地方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的一半以上。涉案的规范性文件既有国务院及其部门发布的，也有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发布的。部门规章草案在通过本部门网站公开征求意见的同时，应当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集中刊登，以方便社会公众查阅和提出意见。

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公开，把审批事项、审批程序、申报条件、办事方法、办结时限、服务承诺等在网上公布，实行网上公开申报、受理、咨询和办复。重审批、轻监管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为此，加入WTO前后，我国开展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法律法规规章清理工作。200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立法法》，建立了法规规章备案制度，明确了有关机关改变或者撤销违反上位法的法规规章的权限和程序。

截至2011年8月底，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现行有效的法律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等有关文件中作出了具体承诺。

与此同时，我国不断完善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目前已有280多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公开制度，其中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有80多部。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大力推行和规范网上审批一纸宣判，冷酷地将吴英推向绝望的地狱之门，也将无数人的美好念想碾得粉碎，因为吴英案一审之后，人们冀望吴英命运出现转机，起码能免于一死。一方面是银行借贷难，另一方面是民间资金充裕，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和可靠的投资目标。

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业的垄断，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就是你金融业出了毛病。吴英案不是一个人的罪与罚，单凭她一人不可能折腾出如此大的动静，她检举的多名官员已经获刑，可直接佐证不少官员的屁股并不干净。

有人感叹，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吴英们的行为竟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这当然只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猜测，但如果不最大程度地厘清真相，公众难免有此感想。

遗憾的是，面对此前舆论的这些疑问，二审并未提及。一审判决完后，这些人又到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

于此而言，中小企业或个人要发展，只能转向地下钱庄借贷。不是法律让她死，是贪官让她死。也许正因为如此，不少网友唏嘘，吴英不死，得有多少贪官寝食不安？所以，吴英必须死。据吴英之父吴永正透露，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个人曾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

毋庸讳言，吴英应该为她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但需厘清的是，其罪是否致死。比如，吴英在法庭陈述中说，她购置固定资产，目的就是想从银行借款，但却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

吴英二审虽获死刑，但死刑复合由最高法掌握，最高法能否从善如流，枪下留人，尚需观察，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吴英最终是否受死，都应该正视吴英案背后的民间借贷困局。问题是，吴英能看到那一天吗？显然看不到。

诚然，吴英案不是孤立的案件，它折射出了我们金融制度不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过于狭窄，以及监管制度厚此薄彼等等制度性病症。于是地下钱庄兴起，民间借贷兴旺等等便是必然，权威统计显示，在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参与其中。